古人對夢的探索

我國古人對夢曾有很多記述，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莊周夢蝶”的故事。莊子有一天酣然入睡，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醒來後才知道是一場夢。於是思考起來：“不知(莊)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莊)周歟?”

成語“南柯一夢”也是來自一個關於夢的故事。唐代傳奇小說《南柯太守傳》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天，一個名叫淳于棼的人過生日，他在門前的大槐樹下擺宴和朋友飲酒作樂，結果喝得酩酊大醉，被朋友扶到廊下小睡。恍恍惚惚之中，仿佛有兩個紫衣使者請他上了馬車，馬車朝大槐樹下一個樹洞賓士而去。他來到了“大槐安國”。該國丞相親自出門遮道相迎，國王還將公主許配於他，招淳于棼為駙馬，並委任他為“南柯郡太守”。

淳于棼到任後，果然不負重望，他勤政愛民，把南柯郡治理得政通人和。前後歷經二十年，上得君王器重，下受百姓擁戴。沒想到，鄰國的檀蘿國突然大興兵戈，入侵大槐安國。淳于棼率兵奮力抗敵，可結果卻是屢戰屢敗。真是禍不單行，愛妻又不幸病故……淳于棼從此失去國君寵信。他心中悶悶不樂，肯求君王準許他回故里探親，君王應允了，並派原來的兩名紫衣使者護送而回。淳于棼返回家中，只見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嚇了一跳，驚醒過來。真是“世上只半日，夢中二十年”。

據《晉書》記載，曹操曾夢見三匹馬同槽吃食，曹操心存疑慮，擔憂司馬氏父子搶奪曹氏天下。

無論我們是否情願，每夜都會做夢。人生，總是被許許多多的夢追隨。因為有夢，人生才五光十色，激情蕩漾;也正因為有夢，人生才變幻莫測，難以捉摸。那么，夢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這個黑夜中的神秘怪客，數千年來，始終困擾著人類，它的神秘吸引了更多的人們去尋夢，去解夢。可以說，在人類的一切奧秘中，再沒有比那些來自人內心的奧秘更讓人著迷了。

我們中國，解夢跟華夏文明一樣，也有著悠久的歷史。相傳黃帝軒轅氏著有《占夢經》。在先秦時期，一些著名學者開始對夢進行理性的思考。而後，歷代都有人分別從不同方面探討夢，也正是由於這些人對夢的不斷辯論，才促使我國對夢的研究在橫向上逐漸擴大，縱向上逐漸加深。在對夢的探索中，我們中國已經有自己的思路和方式，並提出了一些理論。像《黃帝內經》的“淫邪發夢”說、《周禮》的“六夢”說、《列子》的“情化往復”說，以及王清任的“腦氣阻滯”說等等。

儘管歷代人們不斷對夢進行研究，同時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於夢太神秘了，人們還是不能完全認清它，有很多東西按書上的理論是解釋不通的，一些人於是就認為夢是靈魂離身而外游，是獨立的精神活動，這也是占夢迷信之所以產生甚至影響中國歷史幾千年的根本原因。占夢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了，在殷國奴隸制時代，占夢是觀察國家吉凶、決定國家大事的一個主要工具，因而占夢迷信也就成了官方宗教神學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但到了春秋以後，占夢逐漸變成了一種世俗迷信，占夢一方面仍然保持著自身的特點，另一方面又同其它宗教神學互相滲透。

關於夢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當時原始人把夢同靈魂聯繫在一起，這與當時生產力條件低下是分不開的，至於他們究竟是怎樣把夢同靈魂聯繫在一起的這個問題，現在恐怕很難找到直接的證據。但是我們如果根據原始人的智力水平和原始民族宗教習俗去推測，就可以發現，原始人的夢魂觀念是這樣產生的。

當原始人躺在他們的洞穴裡邊睡覺時，他們的肉體並沒有離開洞穴。但是，為什麼夢中的他和他的同伴們一起到野外去打獵?按照當時人們的想像，夢中在外打獵的那個自身，肯定不會是躺在洞穴里那個有肉體的自身，而應該是一個沒有肉體、不受自己肉體束縛的自身。原始人做夢時肯定也會夢見他們那些已經死去的親人。但親人的屍體不是早就掩埋了嗎?不是早已經腐爛了嗎?那種沒有肉體、不受肉體束縛的人，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

經過很長時間的思考，在原始人的頭腦里逐漸形成這樣一種觀念：在人的肉體當中，有一種支配肉體而不是肉體的東西，睡眠時這種東西能離開肉體，做夢時這種東西在外邊活動，在肉體死亡後它們仍然繼續存在，仍能活動。於是，人在夢中仍然可以到野外打獵，仍然能夠看見那些已經死去的親人。後來他們把這種東西叫做“靈魂”。

原始人通過對夢的思考，形成了靈魂的觀念;反過來，他們又用靈魂觀念來解釋夢境和夢象。就這樣，原始人的夢魂觀念，就難解難分地聯繫在一起。在夢魂觀念的基礎上，和鬼神觀念聯繫起來，於是就形成了夢兆迷信。

最初，原始人對夢兆迷信是不自覺的，他們只關心那些與自己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夢，只是後來隨著人類活動愈來愈複雜，人們要預卜的事情也就愈來愈增加，這樣被納入預卜的夢也就愈來愈多。於是占卜迷信由自發迷信某些夢兆就轉變成有意識去尋找各種夢兆，由對夢兆的習慣性解釋轉化成了對夢兆的複雜辨析。

根據現有文獻，黃帝是提到占卜最早的人物。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上說：“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醒後黃帝自我分析：“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後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後者哉?夫鈞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求之”，得風后、力牧兩位名臣。

關於黃帝和堯舜禹時代的占夢活動，只是遠古的傳說，而直到殷朝時，中國歷史對夢和占夢才有了可靠的文字記載。甲骨卜辭中有關殷王占夢的記載很多。殷王總是問，其夢有沒有禍，其夢有沒有災。這一方面說明，殷王對其夢的吉凶非常關心，另一方面也說明，占夢在殷王的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不過，夢的傳說和占夢活動極為頻繁的時期是在周人滅殷之前。據說當時周文王和周武王做了不少好夢，預兆著周必定會取代殷。

《帝王世紀》上說：文王曾夢“日月著其身”。日月是帝王的象徵，這顯然是說文王受命於天。《逸周書·程寤解》上記載太姒的夢：“太姒(武王的母親)夢商之庭產棘，太子發(武王)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梓化為松、柏、椹、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與太子發占於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依照釋夢師的說法，棘是灌木，此夢中代表的是殷商。梓是喬木，此夢中代表的是周人。梓在棘間化為松、柏、椹、柞之類的大樹，此夢的意義很清楚，就是讓人們以為是皇天上帝把“商之大命”給予周人。

《尚書·太誓》中還記載著武王伐紂時的明誓之言：“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戍商必克。”武王到底做了一個什麼夢，《太誓》里沒有講。在《墨子·非攻下》里是這樣說的：“武王踐阼，夢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於酒德矣，谷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武王及攻。”

可見，占夢在周人政治生活中占有極其主要的地位，周王對夢的態度比殷王更嚴敬。殷周時代，凡國家大事都須經過占卜後才定，周王統治時期，還沒有專職的占夢官。

殷周時代人們對夢的迷信還算不上很深，到了春秋時期，人們對夢的態度非常認真。《左傳》昭公七年記載：衛卿孔成子夢見衛國的先祖康叔對他說：立元為國君。史朝也夢見康叔對他說：我將命令苟和圉來輔仁元。就因為兩人的夢相合，衛襄公死後，孔成子就把元立為國君，他就是衛靈公。

昭公十七年還記載，韓宣子曾夢見晉文公拉著荀吳，而把陸渾交給他，所以他認定讓荀吳領兵掛帥。荀吳滅了陸渾之後，他特地把俘擄奉獻在晉文公的廟裡。

孔成子立國君和韓宣子之命統帥，他們都把夢作為根據，認為康叔在夢中說的話，就是祖先的命令，而晉文公在夢中的活動，也就是祖先的旨意。當時人們對夢的迷信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到了戰國時期，由於生產力得到了發展，人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顯示，無神論思想也空前的活躍。那時，占夢在統治階層中的市場驟然減小。很少看到這一時期的文獻記載有關哪個國君及其臣僚以占夢決定政治軍事活動。在思想界裡，無論是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還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韓非子，以及通家、兵家和陰陽家等，都沒有關於他們對占夢迷信的記述。雖然如此，但占夢在民間的影響還是很深遠的。

占夢在春秋戰國以後的市場的確是越來越小，但由於夢本身的神秘性尚未揭開，所以這種迷信仍然在代代相傳著。不過有一點不同就是，迷信本身在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同先秦相比，秦漢以後的占夢在三個方面有了顯著的變化：

首先是占夢已經從官方的一種宗教信仰，逐漸變成了民間的一種世俗迷信。正如前文所述，占夢在殷周時期，首先是統治者的一種信仰，占夢是作為國家的一種制度登台的。只要遇到大事，殷王和周王就會嚴肅地進行占卜。即使沒夢，他們還向神祈夢呢。占夢的人或夢官，他們屬於國家的政府官員，有一定的政治位置。而秦漢以後，隨著占夢在上層統治階級中的市場逐漸縮小，占夢一般已經不登大雅之堂了，官制中也不再有夢官一職了。此後的占夢主要是在民間流行，逐漸成為世俗迷信，如：卜卦、算命、風水、相面等中的一種。

其次是占夢作為一種迷信，它同其他宗教信仰之間相互交流、相互滲透、相互利用。始創於東漢時期的道教，開始本來沒有占夢的內容，但兩晉以後，道教開始不斷吸收占夢迷信，為其主旨服務。《抱朴子》這樣記載，方士李少君離開人世前，“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雲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葛洪記載這個夢，很顯然是通過夢兆迷信，宣揚仙人不死，可以升天。

唐代《酉陽雜俎》指出：“道門言夢者魂妖，或謂三屍所為。”至此，道教已經有了它的夢說夢論了。“魂妖”云云，源自傳統的夢魂觀念;“三屍所為”，屬於道教的一種創造。道教所謂“三屍”，指的是在人體當中作祟的三條蟲，被稱為“三屍神”。名曰彭倨、彭質、彭矯，或又名曰青姑、白姑、血姑。據說，“三屍”能記人的過失，每至庚申之日，乘人熟睡之際，而“讒之上帝”。“讒之上帝”，也就是向玉皇大帝打小報告。所以道教總是推祟“至人無夢”、“真人無夢”。於是道士每逢庚申之日，徹夜不眠，以防“三屍”上天“讒之上帝”。

源於印度的佛教，開始時就迷信夢兆和占夢。當佛教傳入中國時，便與中國傳統的占夢迷信攜起手來。不過佛教的占夢迷信主要是宣揚佛教的善惡，因果報應的。如《善見律》所謂“天人夢”，認為善人修善則天現善夢，以使善根增長;惡人做惡則天現惡夢，使之由恐懼而反惡從善。所謂“想夢”則認為，常想善事則現善夢，常想惡事則現惡夢。

占夢迷信在滲入道教、佛教的同時，自身也深受道教、佛教的影響。在敦煌遺書現存的一些夢書殘卷中，專門有《佛法仙篇》、《佛道音樂章》以及相關的兆辭占辭。不過有的推祟道教，有的推祟佛教，從中也曲折地反映了佛道兩家的鬥爭。例如，“夢見老子，為人所念”、“夢見僧尼，所求不成”，很明顯反映了道教的傾向以及它對佛教的詆毀。又如，“夢見僧尼，弘福大吉”、“夢見大浮屠，大富貴”、“夢見菩薩者，主長命”，這些很顯然是在宣揚佛教。另外，佛教的咒、道教的符，也都不知不覺地進入占夢。

最後一個變化就是占夢作為一種方術，逐漸變得複雜、精巧和圓滑。從《左傳》和《詩經》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到，先秦占夢用的是“直解”方式解釋夢意，而後人的吉凶也是同夢中情節直接應驗的。如昭公七年，穆子“夢天壓已，弗勝”，有牛助余來幫助，後來果然遇到了牛助余。同年，鄭人夢見伯有要殺帶殺段，後來果然帶和段相繼被殺。

再一種方式是“轉釋”，不過主要是“象徵”的解法。這種方式認為夢象並不是直接表現夢意的，而夢象所象徵的內容才是真正的夢意。如成公十六年呂奇射月之夢，十七年聲伯涉洹之夢，兩夢並不表明他們將要“射月”、“涉洹”，“射月”和“涉洹”只有象徵的意義。《詩經》中的熊羆之夢和蠆蛇之夢，也不表明夢者將要看見熊羆、蠆蛇，熊羆和蠆蛇只是象徵生男生女的一種象徵物。但這兩種方式都很簡單，是否靈驗，夢者也很容易判斷。但有些夢卻不好占釋，這樣，占夢迷信要存在和發展，占夢方式也就出現新的方式。

秦漢以後，除了“直解”和“轉釋”之外，由“象徵法”又衍生了許多新的解法，象什麼“連類法”、“類比法”、“破譯法”、“解字法”、“諧音法”等等。另外，還出現了一種“反說”的新占法。“反說”，顧名思義就是夢凶為吉、夢吉為凶，把夢象反過來以說明夢意。這樣，一個夢到底是“直解”，還是“轉釋”，以至於“反說”，占者就有很大的主動權和靈活性。這樣，占者就很容易根據當時的需要隨意附會，應不應驗都可應對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