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登上名士案頭

宋代，風水的流脈傳承更為勃興。隨著宋代理氣之風的興起，風水兩大派別形法派和

理氣派也基本脈絡分明，各有所鍾，兩大派別都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風水大師。曾文迪、謝子逸等人承繼了楊筠松的形法派傳統，而王、賴文俊等人，以方位、八卦、星象理氣為核心，善用羅盤，由此成為了理氣派的鼻祖，賴更著有《催官篇》，名重一時。

賴文俊，字太素，處州人。曾經在福建建陽作官，偏好風水相地之術，以致棄官週遊天下，自號布衣子，時人又稱其賴布衣。賴氏是風水理氣派即福建派的重要鼻祖之一，對理氣八卦方位羅盤等的理論和套用建樹頗多。紀曉嵐總撰《四庫全書》收錄了賴布衣《催官篇》二卷，並加以評述，認為：該書分龍、穴、砂、水四篇，各論催官之道，“龍以二十四山分陰陽，以震、庚、亥為三吉，巽、辛、艮、丙、兌、丁為六秀，而著其變換受穴吉凶之應。穴仍以龍為主，而受氣有挨左挨右之異。砂、水幾篇尤以方位為斷。”關於風水方位分“三吉六秀”的說法，並以此為主要理論核心加以詳細闡述，在傳世風水理論典籍中，《催官篇》是最早的。

在“論穴”一節中，雖然它仍以龍為主，但加入了方位的吉凶判斷，同時又有關於接受生氣挨左、挨右的理論。由於強調八卦及其方位的作用，以及五行生剋制化，並加以演繹，所以，紀曉氚認為，其說多有“懸解”。比如，寅甲方(即在東方)兩個方位的山勢容易出瘋子和跛足的人，其根據是，因為東方是震卦，屬木，木氣重而生風，而且，又跟天上二十八星宿同屬東方的尾星和箕星對應，而這兩個星宿也喜歡風;震卦在人體上對應屬腳，腳部受風過多容易生病，由此推論多出病跛之人。同樣的道理，“丙方上應星馬，故有蠶絲之祥。丁方上應壽星，故多壽考之兆。兌龍辰水，辰有金殺，兌為口舌，為毀折，

故主闕唇露齒。又辰酉逢合，土塞金聲，故主重舌含糊。”顯然，這種推論有主觀機械主義的痕跡，有不少虛妄的成分。儘管如此，其理論又符合陰陽八卦五行理論，因此，連紀曉氣也不得不承認說“而於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能言之成理。”

除《催官篇》外，宋代留存下來的重要風水著作還有《塋原總錄》。該書是宋大中祥

符三年(公元1010年)任司天監保章正官職的楊惟德撰寫並呈送宋真宗的關於葬法的專著。內容龐雜豐富，記載了包括五音姓利、擇日禁忌、鎮符、遁甲、貫魚等各種方法。

至宋代，風水登上了文人墨客的案頭，為當時名士所看重。就連朱熹這樣的大儒，也對風水頗有研究，在《朱子全書》中就有“卜居”“山陵議狀”等條目。他雖然反對當時還頗有市場的五音姓利法，但並不反對擇葬，《山陵議狀》中有不少對風水葬地的記述。朱子四十歲時，其母去世，朱熹還在福建建陽為其母選擇了一塊上好墓地，第二年才將母親入葬並與早逝的父親遺骨合葬一處。據後人分析，朱子為其母祝氏選擇的墓地，“龍自高山脫脈，穿田起為平岡，又逶迤數節為湖田，雙脈合而為穴，穴據湖水，本身前起高阜，為太陰文星之案。外洋暗拱，左右映帶，得水藏風之美地也。文公子朱在、孫朱皆官侍郎，科第不替。”

到了元代，因朝代和文化更迭，被認為是風水文化的一個低潮期，其實不然。儘管文人記載和研究留存較少，但民間對風水的看重始終沒有削弱，甚至在皇帝的高級幕僚中，風水建設也成為重要的觀念，這種觀念並對元朝皇帝也產生了影響。最典型的莫過於元朝定都北京城時，劉秉忠對忽必烈的影響。北京城的建設，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完全按易經

八卦的原理布局，而在選址上，則突出顯示了風水關於上應天星、大勢開合、層層拱衛的帝王格局。